姜鸣治近代史,有寻访的兴致,也有掌故的意见意义,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。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难得。

《却将言笑洗苍凉: 晚清的政局与人物三编》, 姜鸣著,生涯·念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11月版, 383页, 65.00元

承姜鸣寄赠其新著《却将言笑洗苍凉: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》(三联书店2020年版),并嘱作书评,颇觉意外。由于我于近代史虽有兴趣,究竟隔膜,并不宜作谈论。不外,姜鸣确是我很浏览的学人,却之不恭,姑撰此读后感。惟所知有限,只得择其二三事,拉杂写来,自不足以言书评。

众所周知,自第一部《天公不语对枯棋》最先,姜鸣在写法上所奠基的最大特色,在于“寻访”,即对历史现场的探访。在这一点上,他与李洁的《文武北洋》取径相似,姜鸣着眼于晚清,李洁着眼于北洋,各擅胜场。近时李礼的《求变者:回首与重访》也可算借鉴了他们的路子,亦有可观。但姜鸣胜人一筹的地方,是脚勤眼亦勤,不仅有现场踏访作为研究的引子,也不仅善于叙事以引人入胜,更主要的是,其史料积累亦甚深挚,绝不亚于书斋里的近代史研究者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用论文的规范写散文,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”。

就这部新著来说,姜鸣写马嘉理事宜,写张佩纶流放张家口,写李鸿章去世的地址,写中国驻伦敦史馆,都延续着寻访历史现场的写法。

“马加里事宜起源地”直碑

稀奇是马嘉理事宜一篇,系全书篇幅最父老,内在也甚主要,而他以是选择这个问题,正由于曾顺路探访马嘉理被害处而起的。1875年,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迎接自缅甸入华的探路队时,在云南腾冲为边民所杀,引发清廷的外交危急。在英使威妥玛一再施压下,清廷为求相安无事,由李鸿章与威妥玛签署《烟台条约》,在商业利益和治外法权方面临英作出极大让步,并特遣郭嵩焘率使团赴英以示致歉,同时设立驻英使馆。对此事宜,学界关注不多,而姜鸣亦史亦论,对相关史事作了详细梳理,指出:“中国自我伶仃和逃避在外数十年,终于被迫进入西方人确立的系统。到欧洲的中央伦敦设立使馆的直接原由,源自云南疆域杀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。不管杀手是谁,他都没有推测这次户宋河畔蝴蝶同党的扇动,会发生云云深远的效果。”这是很有历史眼光的。

法文画报上马嘉理被杀的封面

对于马嘉理一案,我原来也不甚领会,只是有时检到过朱次琦(康有为的先生)的一篇短札,对此问题可稍作补说。

朱次琦评曰:“……差官命吏,中途遇寇之事,中国向来恒有。滇抚邓尔恒入觐,为盗所害,咸丰初事也。江督马新贻阅操,为贼所刺,同治初事也。那时不外命该省核办,必责以罪人斯得而已。马加利于云南缅甸交界处,所勘实非云南地,突为山苗戕杀,朝廷震怒,不特严饬该省督抚急办,且特命湖督李瀚章驰往,严诘真凶,尽法惩治,以慰马加利等枉死幽魂,此正朝廷壹视同仁,视英使过于己使处,亦足见我皇太后皇上至仁大公,不以远近异心也。如果英国境内,或有此事,试问舍戢盗正诛,更有何法乎?……夷情无厌,得寸进尺,我既软弱云云,彼之要求,未来何可复问?”(《论马加利事》,蒋贵麟辑《康有为编注康氏先世遗诗朱师九江佚文合集》,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)朱氏虽难免抱有守旧心态,但就事论事来说,他指清廷曲法以迎合英方,显然言之成理。

1880年英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苏州路口确立的马嘉理纪念碑

我以为马嘉理事宜,可比1891年日本的大津事宜。昔时俄国皇太子(厥后的俄皇尼古拉二世)访日,为大津市巡警津田三藏以剑砍为重伤,此际俄、日关系亦敌亦和,极为敏感,明治政府大为震怒,要求法院以侵犯皇室条例判处囚犯死刑,但大审院坚持司法自力,以为本国皇室条例不应施于外国皇室,终以行刺未遂判处囚犯无期徒刑,为日本近代司法树立了一个漂亮的开头(参[日]山本祐司《最高裁物语:日本司法50年》第一章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)。要知道,中国旧制度绝非没有司法自力的精神与传统,但比之大津事宜,马嘉理事宜自是清廷司法的完败,其效果实为法律问题政治解决。故朱次琦的指斥确是不错的。

可是,这仅是事理的一面,另一面的事理是:早在1858年、1860年,清廷已被迫签署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,接受与列强的邦交和通商,但历久以来,外国公使不能觐见天子、皇太后,不能递交国书(因公使拒绝向天子下跪),不能与总理衙门大臣以外的官员来往,而清廷也以没有外交官为由拒绝派出常驻使节。直至发生马嘉理案,清廷畏于英方决绝甚至武力的要胁,才被迫落实外交制度,并在经济和法律上打开国门。从局部看,从短期看,是让英方占了优势占了廉价;但从整体看,从历久看,那些所谓让步,多是清廷早晚要完成、甚至早就该完成的外交作业,实际上也促进了中国的开放力度,还说不清谁占了谁的廉价呢!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和理性的狡诈吧。

说回姜鸣这部书。寻访的兴致,固然是他论史显然的特色,但我以为,他另有个不那么显然的特色,即掌故的意见意义。已往我曾提出,民国以来治近代史者,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:显者是主流,是学院派,隐者是潜流,是掌故派(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蒋廷黻条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)。而姜鸣是兼有学院派和掌故派两种作风的。

其掌故的意见意义,从题材的选择即可见一斑:好比写1881、1882年彗星对政局的影响,写胡雪岩的停业,写甲申易枢,写醇亲王巡阅北洋水师,写张佩纶的婚姻和子嗣,写李鸿章终身服用的滋补品守护尔牛肉汁,多属学院派不甚关注的问题。

最典型的应数守护尔牛肉汁一篇。姜鸣不仅考掘出有关的文献资料,并依据徐家宁提醒的图像线索,通过所谓“e考证”,发现此物是近世国际着名的滋补品牌,且至今仍有销售。而他不仅网购到这种牛肉汁来试饮,甚至还找到上海徐家汇一家港式茶餐厅,以确定按传统方式调制出来的味道。这就超出“亲自寻访”的局限,更是“亲自品尝”了。顺便说一下,姜鸣钩沉李鸿章的滋补品,与先前钩沉李鸿章家吃蟹的事(见《秋风宝剑孤臣泪: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》,三联书店2015年版),显然是统一起数。

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上刊载李鸿章接见英国时采购“守护尔牛肉汁”的漫画插图

今日上海某餐厅仍在出售的香港风味“守护尔牛肉茶”

胡雪岩其人其事,因高阳小说而天下知闻,但仍是掌故家谈得太多、史学家谈得太少的问题。而姜鸣考述1883年金融风潮引发胡雪岩停业一事,虽出于掌故家的意见意义,却也有史学家的眼光。其中提到:“清末的大权要身边,都有长袖善舞的知己为其理财,或是提供种种资金辅助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做他们的‘皮夹子’。好比李鸿章用盛宣怀,左宗棠用胡雪岩,就连书生张之洞,当了几年山西巡抚,转署两广总督时,也带着平遥‘百川通’票号的人手一起南行,到广州后,公私营业都让其代理了。”指出这一征象极有价值。近年所见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恩的《金与铁:俾斯麦、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确立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)一书,系煌煌史学巨制,大要基于多数未曾披露的书信和档案,从大历史的态度研究俾斯麦及其“皮夹子”布莱希罗德,稀奇突显了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银行家的荣耀与失踪。执彼例此,我信赖胡雪岩们的历史意义还应看高一线,胡雪岩们及其相关的“制度外财政”问题,着实值得史学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钻研。

不外,全书主题最重大、钻研也最深入者,还应数甲申易枢一篇。1884年,清军在越南对法作战溃败,原来举荐入越统帅的张佩纶成了主要的弹劾工具。盛昱因与张有交,不愿只针对他一人,遂连带弹劾以恭亲王、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,不意慈禧借机罢黜全体军机大臣,为有清一代空前之举,是为“甲申易枢”。这事宜无疑是一场政治地震,为那时人所瞩目,亦为掌故家所重视,而专业史家却缺乏研究。这一篇长文,似最能体现姜鸣在史料考掘上的功夫和文献注释上的能力,兼得学院派与掌故派之长。

关于易枢的发生,高阳在《同光大老》里断定:“孙毓汶是爱新觉罗王朝覆亡的罪魁祸首之一。所谓‘同光中兴’之局,结于此人之手。以醇(亲王)代恭(亲王),出于他的一手谋划。”这一惊人的结论,主要依据是翁同龢日志里“济宁电线皆断,查无新闻,闷闷”几句——孙毓汶是山东济宁人,高阳以为日志的“济宁”即暗指孙氏。而姜鸣检核报章史料,发现三日后《申报》恰有“闻济宁电局已饬洋匠出修,先于黄河两岸安设机械递报,故津沪电信已可通传矣”的报道,证实“济宁电线皆断”纯系实录,与孙毓济毫无关联,足以否认高阳的望文生义。这是体现其史料考掘功夫之例。

关于易枢后的人事,张佩纶藉隐语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是极要害的史料。姜鸣凭着对那时政局和人事的周全掌握,对此信的内在作了详细剖析,指出:“信中的僧,指李鸿藻;道,指恭亲王;神,指醇亲王;两画中,立本即唐代画家阎立本,指阎敬铭;僧繇即南朝画家张僧繇,指张之万;覃溪为清人翁方纲,指翁同龢;庵主,指李鸿章;张仙、五斗米教天师均为张佩纶自谓;阎罗似指阎敬铭。”其中李鸿藻、恭亲王、翁同龢是原任军机大臣,醇亲王是新的政治焦点,阎敬铭、张之万则是新任军机大臣。这则是体现其文献注释能力之例。

桑兵曾有一个看法,以为比起治古史,治晚近史的难度“甚至有过之无不及”,即举这类需要破译的史料为例,以为“今典与古典并用,方能破解”(《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,《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)。其言虽属强调,但要解读此类隐语,确需要对历史背景的熟悉,也需要对文史古典的明了,而姜鸣可谓入其樊篱了。

关于张佩纶隐语的详细解读,张晓川《张佩纶致李鸿章密札隐语笺释》(《近代史研究》2019年第1期)一文有自力的探讨,而且剖析更为仔细,可与姜鸣此着相参照。我小我私家以为,姜、张两位的释读已探骊得珠,见其大旨,但细节尚可讨论。好比“不知佛以庵主于慈航佛火,精究有年,费布施钱可布地,殊不足降伏彼法”,他们都以为“佛”指慈禧,“庵主”指李鸿章,“彼法”之“法”指法国,意谓李鸿章在洋务练兵方面破费大量财力,却不能对于法国人。此解甚是,但稍嫌未达一间。我以为“慈航佛火”一语,岂论指普渡众生而言,抑或指南海观音而言,都可落实到李鸿章操办水师一事。又如“僧”指李鸿藻,字面上未能作出注释,我以为是由于李氏字兰荪,号石孙,时人或以“李兰生”称之(见郭嵩焘日志,据《秋风宝剑孤臣泪》谈翁同龢日志一文),而“僧”(sēng)与“生”(shēng)的读音靠近。另有末尾“阎罗难共处”的“阎罗”,姜鸣预测指阎敬铭,张晓川预测指阎敬铭或醇亲王;但信的上文已借“立本”、“神”指阎、醇两人,引自另拟隐语称之,着实不合情理。我料想,“阎罗”可能指孙毓汶,他是山东人,而民间以山东泰山为阴曹地府所在,故可借阎罗王间接指代其人。在易枢后的军机处,孙是“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”,即见习军机大臣,也是主要角色,张佩纶若提到他也是很自然的吧。

最后,还要强调一下关于李鸿章去世地址那篇。姜鸣已往信从向来诸家之说,以为李鸿章死于贤能寺,今据张佩纶致张人骏函及致李鸿章函的实寄封,确定李在北京有私宅在总布胡同,李实逝世于彼。表面上看,这完全是基于纸上的发现,可我们要明了,若非向来关注可名之曰“掌故地理”的问题,若非有了现场踏访的深刻印象(见《天公不语对枯棋:晚清的政局和人物》,三联书店2006年版),其实是不容易在文献丛残中留意到这一细微纪录的。因此,这一发现也得力于现场寻访的刺激,可算是现场寻访与文献考掘互证——一种特殊的“二重证据法”——的成就。这一点,对于近现代的历史学和掌故学是有启发意义的,故特为表出之。

张佩纶致张人骏亲笔信

张佩纶寄李鸿章写有总部胡同地址的实寄封

对姜鸣新书的读后感就止于此。最后,还想谈几句书外的话。

对姜鸣稍有领会者,应该知道他并非学术体制内的人,而是商界高层。我因撰写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,颇注重学人的社会身份。在当今学界,姜鸣自是另类,但在海内外也非孤例。据我所知,有研究佛山社会经济史的罗一星,有研究藏书史的韦力,有研究温州文史的沈迦,有研究民国大学的张在军,都是商界中人。赫赫有名如沈志华,也是由商界转入学界的。域外者,也有研究明史的蓝德彰,研究唐代金银器的罗杰伟,更是多钱善贾的成功人士。陈寅恪曾说过:“我侪虽事学问,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营生,道德尤不济饥寒。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,另求营生之地。做生意最妙,Honest means of Iiving(营生之正道)。”(《吴宓日志》,三联书店1998年版,第二册第67页)这些话,陈自己实未能践行,而姜鸣们倒是无意间成就了。

姜鸣治近代史,有寻访的兴致,也有掌故的意见意义,这跟他的非学院身份自是有关系的。这种与学界主流的歧异实甚难得。听说罗素有言:“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。”我以为做学问亦然,参差多态乃繁荣之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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